编者按：钱理群（1939—），男，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

钱理群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在银发时代到来的时候，他的新作《长寿时代养老人生的思考》提出养老人生的三大原则以及关于创立养老科学的建议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养老人生的三大原则：三和谐、三宽和顺其自然

我和老伴入住泰康养老院是2015年7月14日，到2020年7、8月，正好五周年。我说过，自己的养老人生是从进燕园开始的；最初只是想让晚年生活得舒服一点，并没有更多的想法。但日子一久，就逐渐开始考虑“如何走好这人生最后一程”。老伴说我喜欢“云里雾里胡思乱想”，想多了，就有了一些感悟、认识，不妨在这里说一说。主要有三点。

回顾自己一生已经走过的路，自然会有一些美好的记忆，但总觉得有许多遗憾，让心有不安和不甘。记得梁漱溟先生说过，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处理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我（或许还有我们这一代人）恰恰就在处理这三大关系上出了问题：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热衷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没完没了地“与自己斗”，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这七斗八斗，就把人与人的关系，和大自然的关系，以及和自己内心的关系，弄得十分紧张、别扭，实际是扭曲了自己的人性与人生。我和老伴经常感慨说，我们这一辈子实在是活得“太苦太累，太虚太假”了。如果不抓住进入老年这一最后时机，进行弥补，就实在太亏、太窝囊了。这样，我们的“养老人生”就有了一个目标：要恢复人的本性，真心，真性情，取得和自然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以及自己内心的关系的三大和谐，借以调整、完善我们的人性与人生。于是，我就给自己的养老生活作了这样的安排：闭门写作，借以沉潜在历史与内心的深处，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升华到更广阔、自由的境界；每天在庭院散步，不仅是锻炼身体，更是欣赏草木花石、蓝天浮云的自然美，而且每天都要有新的发现，用摄影记录下自己与自然相遇时的瞬间感悟；同时尽量使自己的人际关系单纯、朴实化。所有这一切的安排，最终要回到自己的内心，追求心灵的宁静、安详。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养老人生理想的核心与关键。

我因此想起了80年代所倡导的“三宽”，我们的生活与内心都应该“宽松”，对周围和世界的一切，对自己都要“宽容”，更要以“宽厚”待之。有了这三宽，就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我们的晚年也就进入了一个宽阔、自由的天地。

老年人遇到的最大、也是最后的难题，自然是如何面对“老、病、死”的问题，这是不必回避的。我自己也是因为老伴的患病、远行而和老伴一起作了严肃与艰难的思考，还写了《“我的深情为你守候”》一文，进行讨论。这里只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认为，这是每一个人迟早要面对的人生课题，不必消极回避，也不必紧张恐惧，要“看透生死，顺其自然”。患了病，哪怕是重病，也应积极治疗；但一旦患了不治之症，就不必勉强治疗，不求延长活命的时间，只求减少疼痛，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我们不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哲学，而选择“赖活不如好死”。我们一辈子都追求人生的意义，这就要一追到底，至死也要争取生命的质量。而独立而坚强的可忻（作者的老伴——编者注），更作出了“消极治疗，积极做事”的选择，赶在死神之前，做完自己想做的事，并且亲自打点身后之事，把最后的人生安排得尽可能完善、完美，将生命主动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可忻的选择得到许多人的尊敬，大概不是偶然的。

二、封院中的浮想

这一次疫情突发，并被封闭在养老院里，长期与世隔绝，处于完全无助的状态。对此，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万万没有想到，老了老了还会遇到这样一场“大灾大难”：国家、世界的灾难，也是我们自己的灾难。开始时真像生了一场大病，恐惧、无奈、焦虑、不安。

但八十年的人生经验告诉我，绝不能为这样的焦虑所支配、压倒，一定要跳出来。于是，就冷静下来思考。疫情灾难让我终于看清，自己此后余生将面临一个历史大变动，以至动荡的年代，一切都还只是开始。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或者我们这一代的“养老人生”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所谓“养老”，就是要取得生活、生命的稳定和安详。那么，如何“在时代的纷乱和个人的稳定之间，构成一种矛盾与张力”，怎样“在动荡的年代，获得一份精神的充裕和从容”，就是“养老人生”的一大课题及难题，一旦处理好了，就会成为人生一大艺术和创造。这本身就很有诱惑力。

我只有求助于我的专业领域里的“老师”。我想起了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的一句话：要“在变动中求不变”。还想起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现代诗人”的冯至，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中寻求不变的本质，在一切化为乌有的时代寻求不能化为乌有的永恒，终于有了两大发现：一是“千年不变的古老中国土地上延续的日常生活”，二是“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面含有永恒的无限的美”。想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这次疫情灾难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疫情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破坏、干扰、打击，以及普通人的坚守。正是这一次自然瘟疫肆虐，促使我们（包括我自己）懂得并且开始思考平日见惯不怪的日常生活对人自身的意义，不可或缺的永恒价值，由此获得“一切都要过去，生活仍将继续”的信念。

老年人的生活自有特点，它是一种“休闲生活”。而“休闲生活”的意义，正是在这次疫情中被发现，引发思考与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这里，我要向诸位推荐一篇文章：《重塑悠闲观：智能革命对人类智慧的新考验》，它发表在2020年4月2日《文汇报》，提出了一系列很有意思的命题。首先是对传统的，主要是“工业化时代的休闲观”的反思：休闲从来被看作是附属于劳动的，可有可无，并无独立意义。在这样的休闲观指导下，老年人的休闲生活就被看作是消极的，丧失了劳动力之后的被动选择，甚至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得已”之感，不过是“打发日子”而已。作者提出，现在需要“重塑追求生命意义的休闲观”，实际是回到“休闲”的原始定义，本质意义。文章介绍说，英语和拉丁语中的“休闲”，其中就含有“教养”的意思。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休闲是终身的，而不是指一个短暂的时段，是“真、善、美的组成部分，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前提之一”。亚里士多德还把“休闲”与“幸福”联系起来，认为休闲是维持幸福的前提。在我的感觉里，这就把我们养老院的休闲生活一下子“照亮”了：这是一个“充实精神家园，丰富内心生活，追求生命意义，提升人生境界，践行人生智慧，达到自我完善”的大好时机，是自我生命的最佳阶段。因此，要提倡“健康的休闲生活”，其中有两个关键，一是追求养老休闲生活的“创造性，多样性，个性化”，二是突出和强调“兴趣”。每个人完全可以按照“兴之所至”，或唱歌、听音乐；或跳舞、打拳、游泳；或作手工劳动、田间耕作；或看书、看电影；或闭门写作——等等等等，自由自在地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其实，这也是对人的潜能的发挥，人生、人性的调整。在我看来，人的欲望，人生旨趣，自我期待从来就是多面的，体现了人性的丰富性，人的生命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但在现实人生里，实现的只是极少部分，我们活得十分被动，经常处于受压抑的状态，甚至阴差阳错走了与自己期待不同的人生之路。因此，我们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总会觉得有许多遗憾。我们当然不可能“重走人生路”，但借这样的完全由自己支配的养老休闲生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整和弥补，却是可以的。这也算是我这样的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晚年生活的最后一个理想吧。

而且还有一个理想的生命状态，就是“和自然对话”，追求另一种生命的永恒。“大自然”也是我们这一代匆忙人生中不幸被错过了的“友人”。不能善待大自然更是我们最大的历史错误和终生遗憾。这一次病疫灾难就是一次无情的“报复”，它以最尖锐的形式向每一个国家、民族，也向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了“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它真正关系到我们的“未来”。它也给我们的养老人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课题：如何从大自然那里吸取晚年生命的滋养与乐趣。醒悟到这一点，我的每天在园子里的散步，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我不仅要在大自然环境下锻炼身体，更要以婴儿的心态与眼光，去重新发现大自然之美。我最喜欢的，就是仰望蓝天，“那么一种透亮的、饱满的、仿佛要溢出的、让你沉醉、刻骨铭心的‘蓝’！”还有对“寂静之美”的感悟：“它无声，却并非停滞，自有生命的流动：树叶在微风中伸展，花蕊在吸取阳光，草丛间飞虫在舞动，更有人的思想的跳跃。”因此，每次散步回来，我的心就沉静下来，并且有一种“新生”的感觉。

我更沉浸在第三种“永恒”之中，这就是历史的永恒。这是我最为倾心、投入的：通过自己的思想史、精神史的研究与写作，潜入现实与历史的深处，自己也就超越了现实的时空，进入无限广阔的空间，永恒的时间，这其间的自由和乐趣，不足与外人道，只有独自享受：这真是人生的最大幸福，最好归宿。

这样，我就从日常生活、大自然和历史这三大永恒里，找到了养老生活的新动力、新目标，内心变得踏实而从容，进入了生命的沉思状态。

三、读陈东升先生《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有感

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老年人的价值要重新认识、定位和发掘，而不是定位在社会资源的消耗者上”，“老人的需求将不是维持生存，而是实现自己的愿景”，“老年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甚至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说得真好。我自己对此就深有体会。我63岁退休，迈入老年阶段，一直到今年81岁，将近20年，就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处于生命的高峰状态，远远超过之前的中年，甚至青年时代。从2015年7月进入泰康之家（燕园）养老院这五年，更是进入最佳状态，写出了三本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约250万字，还写了50多万字的两本思想随笔、学术随笔，编了一本摄影集，共300万字，平均每年60万字，不仅数量上前所未有（过去最多一年四五十万字），而且质量上也是最高水平，是我真正的成熟之作。还可以向大家报告的是，这次封院4个多月里，我又写了30多万字，真是“思如泉涌，手不停笔”。更重要的是，精神状态、学术状态也不一样：青年、中年阶段的思考、写作，很容易被时代潮流所裹挟，有一种紧迫感和焦虑感，总是静不下来，沉不下去。这样的匆忙赶作，就容易浮在表面，也站不高、看不远，缺乏学术应有的高度与深度。现在，到了老年，就完全静下来，既沉浸其中，又跳出来，进行有距离的、更高层面的追问和思考。而且排除了任何功利目的和顾虑——这样的功利性，只要在岗，处于某种职位之上，就不可避免。而现在在养老状态下，就可以真正“为自己写作”，凭一己之兴致，任意尽兴挥洒；“为未来写作”，就有更大的历史感，超越时空，与想象中的另代读者对话，在这一过程中，追求自我学术生命的永恒。这一段封闭式写作，就更加接近这样的生命与学术的理想状态。当然，我不敢把自己的这一“经验”绝对化、普遍化，但至少说明，老年人依然可以攀登生命的更高峰，其创造、想象的潜力是不可低估的。另一面也要看到，老年人的生命毕竟处于“带病生存状态”，我自己就患有高血糖、高血脂等多种疾病。但只要身体保持相对健康状态，在被疾病压倒之前，还是有发挥的时间和空间。现在，是社会和我们自己，重新估量老年人的生命价值，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的时候了。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的新科技的时代。这正是陈东升先生文章里提醒我们的：必须改变工业化时代的“教育期——就业期——退休期”三阶段论，把退休后的老年阶段，看作是一个以维持生存为主的消极、消费阶段。我们必须跳出这一认识误区，赋予老年人一种更积极的意义：这是一个生命的再创造时期，发挥“银发智慧”，“继续创作与生产的时期”，继续创造财富、提供社会服务的时期。而新科技时代正是为这样的“再创造”提供和创造了新的条件。这就是许多学者都提到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人脑与电脑相结合’的新的思维活动模式，新的知识创造模式，新的活动方式”。甚至可以说，“人工智能和人类智力的结合”，将是未来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方式。老年人的智慧，他的学识、阅历、经验，正可以“增加智力要素的供给”，显示出特殊的优势和价值而受到重视。如何重新发掘和发挥老人的作用，正是长寿时代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历史新课题。而新科技的发展也正为解决行动力受到限制的老年人继续发挥其智能的矛盾，提供了条件与可能。这就是陈东升先生文章所说的，“我们正处于科技驱动的转型期，对于体力劳动的需求在持续减少，或者可以被机器所代替。互联网正在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使得空间上的移动需求大大减少”。养老社区正可以“为长者们发挥余力反哺社会搭建新的平台，通过提供远程教学、搭建专家平台等方式，让长者们积累的知识经验指导社会生产，持续创造价值”，“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红利”。看来，一边养老，一边继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教育、科研、经济管理、医疗、工程……各方面进行再学习、再教育、再就业、再创收，是完全可能的：这将是另一种更为丰富的养老人生。

在我看来，还有一个领域，值得有兴趣、有能力的老人去开拓、创造，甚至成为自己的“新职业”，这就是“养老业”。养老本身就是一种“事业”：它不仅是经营，更是知识和文化。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知识社会”就更是如此。在养老院初建规模以后，就应该把创立“养老科学”提到议事日程上，它包括了养老经济学、养老管理学、养老社会学、养老伦理学、养老心理学、养老医学、养老音乐、养老文学、养老运动学、养老哲学等等极为广阔的领域。它当然需要有一支专业队伍，但我们这些养老院里的居民，也应该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也可以算是“志愿者”吧。而且我们也自有优势：不仅有切实的体会，实际的要求，而且我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更是建立多学科的养老学所急需的知识财富。在这方面，还有许多组织工作要做。我们自己也可以在不同程度参与创建养老学中获得生命的新意义、新价值。

总起来说，我们理想的养老人生应该是一个多彩人生。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条件，作出多种选择，或致力于财富的新创造，智力的新开发；或参与养老事业的新开拓；或倾心于休闲养老，等等。我们所追求的是：“各取所需，各有所值，各有所归”。

这一切，都还只是开始。5年前进院之时，我就说过这样的意思：中国的养老事业，还处于开创阶段，要真正成熟，并形成自己的特色，至少需要10年的探索和积累。现在刚过5年，就已经初具规模。我们这里所作的也只是初步的总结。期待再过5年，会有更全面、深入的讨论。

                                             （转自北京文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