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柱: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
发布日期：202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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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起点”
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起点”，包括时空两个方面，时间上一般说距今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已经形成，这已得到新中国70年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证实。
自20世纪初考古学传入中国，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发现引起世界重视，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中国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认识。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互证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形成的“起点”在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区。这一认识的前提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点”与“不断裂”的缺一不可，它不排除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大地有多处“文明”形成，但是这时出现的各地文明，能够与以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一脉相承而生生不息者，应该非中原龙山文化及其文明传承者的夏商周莫属。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承袭了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直接发展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的中原龙山文化，它又是中国历史上开启王国时代的夏文化的源头，从庙底沟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夏文化，这也就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起点”。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虽然曾经一度表现得异常繁荣，但是支撑这一文化理念的“神权”的“玉文化”却“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反而是其“文明”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的原因。赵辉指出：“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地区进入一个各种文化重组的复杂阶段。……结成一个巨大的考古学文化丛体。可以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这个文化丛体占据了史前农业文化经济区的中心……至此，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态势已经形成。”他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原社会迫于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对待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开放态度，以及位于天下之中的天然地理优势，使得这里成为一个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熔炉，从而培育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政治、外交的向心趋势。”
二、“国家”、“国民”与“国土”之“不断裂”
在世界历史上，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地区与国家并不少见，甚至有些地区还有更为久远的文明历史，但是世界上有着“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历史的国家或地区只有中国。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是指作为同一个“国家”、同一群“国民”、同一片“国土”的“不断裂”。
（一）“国家”之“不断裂”
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由《史记》等“二十四史”记载的“五帝时代”、“夏商周”的“封邦建国时代”与“秦汉至元明清”王朝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所组成，其间的不同朝代缔造了“中国”不断裂的“共同国家”的历史。对此，可以从黄帝祭祀与历代帝王庙看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之“不断裂”。
中国历史上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祭祀”。祭祀属于礼制活动，礼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代祭祀黄帝作为“国之典祀”，也就是国家祭祀。以后各个时代的不同王朝均通过不同祭祀形式，认同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历代王朝祭祀黄帝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也就是国家祭祀。这种祭祀活动体现的是从五帝时代、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不同王朝认为其均为黄帝创建的国家继承者，它们说明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不断裂的、一脉相承的。唐玄宗时期，在都城之内修建了祭祀传说时代圣君（“上古之君”与“三皇五帝”）的“帝王庙”，又在那些圣君、帝王的原来都城所在地进行祭祀。明清历代帝王庙传达的是“尊崇中华统序的一脉相承”，历代帝王庙是“‘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标志与象征”。
（二）“国民”之“不断裂”
关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主体”是创造这一“文明”的“人”之“不断裂”。中国遗传学研究的新成果显示，五千年来（或者可以说更为遥远的远古时代以来），东亚地区的古代中国国民的遗传基因延续不断，目前中国境内的绝大部分人的基因与五六千年前的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人群基因相近。复旦大学人类学实验室研究发现，通过系统地对汉族群体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多态性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汉文化向南扩散的格局符合人口扩张模式，而且在扩张过程中男性占主导地位。根据近年来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距今5000—6000年，华夏族从汉藏语系群体中分化出来集居在黄河中上游盆地，这就是汉族前身。”这里的远古时代男人，对现代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南方地区中国人的基因贡献尤为突出。也就是说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缔造者主要来自黄河流域中游的古人。
姓氏学通过人们之间的姓氏研究彼此血缘关系。利用“姓氏学”研究“文明”与人群、“族群”、“国民”彼此关系，这方面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袁义达、张诚研究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姓氏的国家，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姓”已产生。中国人的姓之出现不但有着久远历史，而且姓氏相对十分集中，据统计，在“当今中国流行的前200个姓氏中，出自炎帝姜姓系统的姓氏约占10%，出自黄帝姬姓系统的姓氏约占89%”。上述中国国民姓氏情况充分说明，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华儿女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一代又一代传承、缔造了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历史。
五千年来对于中华“人文始祖”的祭祀，反映了中国人五千年来对中国、华夏的国家认同，这些“认同者”不限于“中原”地区，历史上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夷”人群亦然。
（三）“国土”之“不断裂”
早在六千多年前，也就是考古学界现在所说的“早期中国”考古学文化主体——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大部分地区、山西南部、河北南部，远及甘青交界、河套地区、河北北部，湖北西北部也有一些发现”。而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范围要比以上传统所说的仰韶文化分布范围更大。承袭黄河流域中游的庙底沟文化的是河南龙山文化，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主要源头是上述考古学文化，也就是历史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五帝时代”始于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建立的“有熊国”的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至荤粥，合符釜山。”这与庙底沟文化分布区基本一致。这一范围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不但没有断裂,得到承袭，并在秦汉至明清时代得到不断巩固、发展。
三、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物证”
就中华文化来说，“文明社会”形成的物化载体集中体现在与“国家文化”密切相关的都城、陵墓、文字、礼器之上，它们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最重要“物化载体”。
（一）古代都城规制理念一脉相承
自中华文明形成以来，具有同一规制理念的都城（都邑）延续不断，并使这一规制理念不断发展。从新中国70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来看，夏商周三代都城，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与辽金元明清都城，其选址、布局形制等规划理念一脉相承，并被视为国家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指示物”与中华文明核心政治理念“中和”的“物化载体”。这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凸显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特点。
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可以上溯至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陶寺城址，其都城由宫城与外郭城组成，这种“双城制”都城延续至魏晋洛阳城。南北朝时期发展为宫城、皇城与外郭城的“三城制”都城，此后这一都城形制一直沿袭到明清北京城。
中国古代都城之宫城平面多为正方形或近方形。就世界古代城市而言，古代城市的方形或近方形平面是中国古代城市形制的重要特色之一，它是基于“天圆地方”哲学观与“中”相对“四方”均等的政治理念。
古代都城之中的主体建筑是宫城、宫殿、宗庙、官署等，宫城是都城的“政治中枢”，都城以宫城为核心。都城与其他城市的不同，还表现在帝国时代的都城城门“一门三道”，都城及宫城四面辟门。都城与宫城四面设置城门与宫门形成“四门”则体现了“中央”相对“四方”的“公允”、“公平、“公正”，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中和”政治理念的体现，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始终如一的“大一统”核心政治观的“物化载体”。
（二）帝王陵墓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帝王陵墓历来是“国家工程”，几乎与都城构建一样重要，“帝王陵墓文化”亦为古代王朝的“国家文化”。任何王朝的统治者，不论其是中华民族哪个族群，是否传承这一“国家文化”，就意味着是否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通过古代帝王陵墓规制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再现“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国历史上的不同王朝统治者有中原地区的，也有来自周边地区族群的，因此说这些帝王陵墓的主人出生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族群，有着各自不同的葬俗，但是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不同王朝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传承着属于“国家文化”性质的共同的“帝王陵墓文化”，这些“帝王陵墓文化”成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物化载体”。
（三）礼制建筑与礼器
《左传》文公二年载：“祀，国之大事也。”“祀”即“祭祀”，“祭祀”属于礼制活动，这是中国古代国家的重要职能，“礼制”是“中华文明”的标识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核心文化基因之一。作为“祭祀”的“礼制”，其物化载体主要是礼制建筑与礼器。
从考古学研究而言，作为国家礼制活动的“平台”一般是礼制建筑，它们主要是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圜丘（天坛）、地坛等。“宗庙”在中华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古发现早期宗庙与宫殿一般均在宫城之中，形成“宫庙”结合格局，这也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家国”体系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它们突出的是“祖宗崇拜”与“国家至上”理念。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现了最早的都城“大朝正殿”居中与“左祖右社”的礼制建筑布局，并一直与中国古代社会都城礼制建筑规制相始终。考古发现的“祭天”遗址以战国时代到西汉时代的凤翔雍城“血池”祭天遗址最早。唐长安城圜丘遗址考古发现显示，它与清代北京城的“祭天”礼制建筑“天坛”一脉相承。历史文献记载的几千年来古代礼制建筑，内容丰富，十分清楚地向人们展示，“礼制文明”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始终没有“断裂”。中国历史上的礼器很多，我认为“青铜鼎”和“玉圭”无疑是佐证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最为重要的礼器之代表。鼎的考古发现可以追溯至八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裴李岗文化。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十分神圣的。鼎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是国民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认同的物化载体。在玉礼器中，又以玉圭作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物化载体最为突出，生命力最强。中古时代及以后，在帝王陵墓神道之上的石像生，其中的文官石像，其胸前双手所持的“笏板”应该就是玉圭的“转型”。至于在祠堂、宗庙供奉的祭祀祖宗之“牌位”，就其形状与文化内涵而言，也应该与“玉圭”密切相关。
（四）文字反映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
学术界大多认为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的汉字已经出现，中国各地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遗存中的不少“符号”已经具有“文字”特点，有的学者称之为早期“文字”。再晚一些的如距今约4300—41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已经考古发现了可以确认的汉字，而且其一直延续到现在。正是由于秦始皇的统一文字于小篆，经汉唐时代，由小篆至汉隶、楷书，至今使汉字成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突出代表。就世界各国而言，类似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由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国文字历史，形成的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国历史文献在世界史上更是极具特色的。“二十四史”既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文献，又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科学佐证。
结语：从“中和”到“国家认同”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主要成因是五千年来华夏族群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并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认同形成了中华“核心文化基因”。“中国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与“中”对应的是“和”，“中”与“和”是辩证统一关系。“中和”之“中”的政治上“大一统”与“和”之“有容乃大”成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又一核心文化基因，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中”是“国家认同”思想基础。作为有着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古国，在“国家认同”方面中国有着更为悠久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表现尤为突出。“国家认同”高于其他任何“认同”，这一认同实质上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中”是“国家文化基因”，关于“中”的理念之出现，似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中已经萌发。 “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不断裂”的发展是“不变”的，“不变”的是其核心理念“中”与“中和”；至于其形式也在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国家认同”的强化。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大一统”之“国家认同”的历史发展之必然，也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传承中的发展脉络与历史逻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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