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智库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并未发生整体性的“道德滑坡”，而是正处于传统熟人社会道德向现代数字契约道德的艰难转型期。所谓的“滑坡”是信息茧房效应与算法放大机制共同制造的“道德焦虑”，掩盖了社会文明程度在法治化、志愿化、数字化治理层面的实质性“爬坡”。  

现实表象：被算法放大的“道德焦虑”

截至2025年，中国网民规模已突破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8.5%。数字技术深刻重构了道德实践场域，呈现出“线上道德失范与线下文明提升并存”的复杂图景。

每当“高铁霸座”、“网络暴力”、“扶老被讹”或“官员腐败”等极端个案冲上热搜，舆论场总会弥漫着“世风日下”的悲观论调。然而，宏观数据与微观实践却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一方面，法治硬约束增强：2024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25.7%，我国被公认为“世界最安全国家之一”（数据来源：中央政法委，2025）。另一方面，道德实践规模化：截至2025年，全国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突破2.3亿人，累计服务时间超37亿小时（数据来源：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我们的道德感知（Perception）在“滑坡”，但道德行为（Behavior）在“爬坡”。

重要成就：“数字善治”时代的文明飞跃

数字时代并非道德荒漠，而是将传统熟人社会的道德监督机制，转移到了以数据为载体的“后熟人社会”。整体态势表现为治理体系法治化、正能量内容主流化和技术赋能普惠化。

首先，法治化进程加快。 传统道德依赖“乡绅评议”和“面子约束”，在流动性社会中极易失效。新时代通过法律入典，将软道德转化为硬规则，道德底线得到“刚性加固”。如颁发民法典的“好人条款”。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彻底消除了“彭宇案”遗留的“不敢扶”法律恐惧，2024年见义勇为受表彰人数同比上升18%。“十四五”期间，全国法院审结涉黑涉恶、网络暴力等刑事案件523.1万件，司法公信力（服判息诉率）达98.03%，用国家暴力机器为道德秩序“兜底”。据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工作报告，全国法院适用该条款判决救助人无责的案件年均增长超过40%。2024年北京地铁站一老人心脏骤停，路人实施心肺复苏致老人肋骨骨折，法院依据184条驳回家属索赔，全网点赞。这标志着法律从“谁主张谁举证”的冰冷逻辑，转向“鼓励冒险救人”的温情保护。

其次，数字化诚信提高。一方面，信用制度从“一次性博弈”到“终身追溯”。市场经济初期曾因信息不对称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如假货泛滥）。如今，社会信用体系构建了数字时代的“道德档案”。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信息超807亿条，“信用中国”网站日查询量突破2亿次。失信者将在出行、贷款、消费上寸步难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归集超750亿条数据，使得“老赖”无法网购高铁票、失信企业被限制投标，实现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道德成本显性化。如杭州“城市大脑”。将交通违章、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与个人信用分挂钩，市民通过“礼让斑马线”积累“正能量积分”可兑换公共服务。这种“数字德治”使杭州机动车礼让率持续保持在98%以上。

另一方面，推进道德建设技术性突破。基层治理通过“道德积分”将虚无的“好人好事”资产化，让守德者得到实实在在的金融授信和社会礼遇。如甘肃渭源“道德银行”，全县16个乡镇218个行政村全覆盖，制定“80条积分标准”。2025年兑换积分123.57万分，兑换奖品价值120万元。市民张先生凭借志愿服务积分，获得银行30万元“文明贷”授信额度。这标志着“道德”首次与“征信”打通，好人有好报变成了“好人有好贷”。河北青县将每年12月30日设为“道德模范日”，财政对模范每人奖励1万元，并建立“公民道德建设展馆”。同时，道德治理数字化平台，通过小程序将社区邻里纠纷、物业服务质量等道德评价量化。居民扫码打分后，系统自动生成“道德指数”并关联社区积分兑换。这一模式将抽象的“睦邻友好”转化为可感知的数字积分，2024年试点区域投诉率下降42%。

三是志愿精神高度觉醒。中国已从“单位人”社会转向“社会人”社会，道德不再局限于家庭伦理，而是通过NGO和社区网格实现了大规模协作。全国累计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1000余名，“中国好人榜”上榜人数1.6万余人。疫情期间，武汉封城期间自发组织的“志愿者车队”运送医护人员超10万人次，证明了极端压力下的道德韧性。

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国实名注册志愿者达2.3亿人，占人口比例约16.3%；累计服务时间超过37亿小时。这一规模相当于德国总人口的2.7倍。系统实现了“时间银行”功能：年轻时为孤寡老人提供“跑腿”服务积累积分，年老后可兑换等额养老服务。南京“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已吸纳低龄健康老人志愿者15万名，解决了“谁来看护明天的我”的伦理焦虑。

面临挑战：转型期的“阵痛”与数字异化 

尽管中国社会道德整体向好，但结构性失衡与技术反噬仍是严峻挑战。问题不在于“人变坏了”，而在于“旧规则失灵，新规则未立”。

一是算法伦理失范。“流量至上”对道德共识的撕裂， 平台算法的目标是“用户停留时长”，而非“社会和谐”。这导致道德被流量逻辑异化。如抖音“秦朗丢作业”事件，网红“Thurman猫一杯”为博流量编造虚假正能量故事，全网播放量过亿。这种“造假式行善”消耗了社会信任存量，平台虽封禁账号，但算法推荐机制并未根本性调整。据统计，2024年“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专项行动封禁账号227万个，但同类事件仍以“剧本化”形式周期性复发。

二是出现代际数字鸿沟。 当社会服务全面数字化（扫码支付、网上挂号），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被制度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这不是年轻人“不尊老”，而是系统设计缺乏人文温度。某三甲医院强制预约制，导致多位农村老人因不会操作APP而无法就诊，引发“数字时代孝道如何落地”的伦理争议，技术排斥引发的“道德冷漠” 

三是公域与私域的边界模糊。倦怠社会的“道德表演” 社交媒体将私人生活公共化，导致道德从“慎独”变成了“表演”。如部分“网红教师”在课堂上过度拍摄“感人瞬间”用于带货，将教育公益性异化为个人IP流量。学生成为道具，真实的师生关系被消费。

四是数据隐私的“裸奔”与信任危机。道德的基础是相互信任，但数据滥用正在摧毁这种信任。一方面数字过度索权导致隐私的“裸奔。如某健康类APP因强制收集用户性生活频率、月经周期等敏感信息，被处以1.2亿元的天价罚款。这种“数据贪婪”让用户感觉自己只是被榨取的数据点，而非被尊重的个体。另一方面出现数字身份焦虑。随着“数字永生”（AI复活逝者）技术的出现，未经家属同意商业化使用逝者肖像的案例频发，引发了关于“数字人格权”归属的伦理大辩论。

解决路径：构建“算法向善+数字素养+信用穿透+文化浸润”的治理新范式 

要破解“道德焦虑”，必须放弃对“高大全圣人”的幻想，以“四个加强”构建一套让普通人容易做好事、做坏事成本极高的数字治理生态系统。

一是加强技术路径：给算法注入“价值观参数”。改变算法“价值中立”的谎言，强制嵌入道德权重。如推行“反偏好推荐”机制。当AI检测到用户长期沉迷于极端对立内容（如男女对立、地域攻击）时，强制插入跨圈层的理性讨论视频或传统文化内容，打破信息茧房。今日头条“划不走”模式（强制观看3分钟知识内容）已证明技术干预对提升内容品味的有效性。

二是加强教育路径：从“思政课”到“数字生存课”，道德教育必须与数字技能绑定。如在中小学开设“数字公民素养”必修课。内容不是教打字，而是教数字同理心：如何在匿名的网络环境中感知他人的情绪？教信息甄别：如何识别AI伪造的“求助视频”避免被诈捐？教数字遗产：如何尊重逝者的“数字人格”？

三是加强制度路径：建立“道德行为”的长期回报机制。利用区块链技术，让“好人好事”可积累、可兑换。如浙江“时间银行”。年轻人通过“志愿汇”APP为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服务时长存入区块链。未来当志愿者本人年老时，可凭积分优先享受等额养老服务。这种跨时空的信用兑付，解决了“好人无好报”的功利性质疑。

四是加强文化路径：用“Z世代语法”重构主流叙事，放弃说教，拥抱沉浸式体验。如B站《当孔子遇见苏格拉底》，利用AIGC让古代圣贤进行跨时空对话，播放量破亿，这种“网感化”表达，比教科书式的说教更能引发青年对“仁爱”“诚信”等传统美德的共鸣。道德以“学术八卦”和“哲学对谈”的轻松形式，完成了对年轻群体的有效触达。

总之，中国社会道德基底（孝道、诚信、仁爱）并未崩塌，只是在数字技术的放大镜下，每一个微小的瑕疵都被看得清清楚楚。数字化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怀旧式的“道德复古”，而是前瞻性的“数字文明建构”。未来的道德建设，本质上是人机协同的伦理设计。当我们能够通过代码阻止网络暴力、通过智能合约奖励诚信行为时，道德就不再是悬在空中的口号，而是刻在数字基因里的文明代码。(广西社会道德文化研究会智库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