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在传统的口语文学之外书面文学创作的大繁荣。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包括汉语与母语写作，涌现了许多走出本民族地区和范围甚至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作家，如老舍、玛拉沁夫、李乔、张承志、霍达、吉狄马加、阿来等，也产生了如《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正红旗下》《欢笑的金沙江》《绿化树》《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阿诗玛》《五朵金花》《刘三姐》等许多堪称经典的少数民族文学精品。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扶持，也离不开各族作者的自觉与担当。伴随着共和国诞生而创刊的《人民文学》在发刊词中就提出“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对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是极大的鼓励，历代作协与文代会上，党和国家以及相关文艺部门领导人如茅盾、老舍等都曾反复强调民族文学的重要性，采取多种措施来促进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在政府的支持下，各民族自治区或多民族聚居地区在报刊副刊之外还创办了文学刊物，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发表汉语和母语文学作品的平台，地区级的如《贡嘎山》《凉山文学》《草地》，省级的如《内蒙古文艺》《青海湖》《边疆文艺》等。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族文学创作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大，1981年，中国作协主办的《民族文学》正式创刊，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提供了国家级平台。同样在这一年，设立少数民族文学奖（后来更名为“骏马奖”），少数民族也有了国家级的文学奖，对于鼓励少数民族作家勇于创作，提高少数民族作家的知名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和评论研究更加活跃，霍达、阿来等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荣获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充分展示其实力与成绩。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省市都开办多期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自2013年起持续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对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养和创作、译介、出版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少数民族创作队伍日益壮大，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少数民族会员人数不断攀升，老作家笔耕不辍，文学新秀不断涌现。以上这些措施都极大鼓舞和充分激发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他们热情讴歌新的时代，批判各种社会丑恶陋习，也反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成为中华文学百花园的瑰丽奇葩。2018年，湖南大学罗宗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总结和研讨相关经验和得失，提出了建设性措施和建议。

        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同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同样成就辉煌。相比而言，其范围和规模都自有特点，也另有其一番景象。

        如同梁庭望先生在《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文中指出，1949年以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处于萌发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属于发展期，而从80年代后，则可以说是进入创作和研究的繁荣阶段。1979年，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正式确立，到今年刚好四十周年。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同时创办了《民族文学研究》国家级专业学术刊物，为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和阵地。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吴重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观》、朝戈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等许多学者，都曾围绕着相关学科概念进行深入的探讨，包括古代和现当代文学，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及文学理论，民族语言和汉语作品等。譬如蒙古族的《蒙古秘史》、史诗《江格尔》《格斯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还有突厥语民族的《玛纳斯》《福乐智慧》等，其中除了现有的55个少数民族之外，还有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后来消亡或者融合于其他民族者，如鲜卑、契丹、西夏党项等文学都是中华各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精品。这是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最大差异。同时，如朝戈金先生所说，少数民族文学在汉文传统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影视等体裁之外，还有北方三大史诗和南方史诗群、阿肯弹唱、好来宝、约隆歌、克智论辩、目瑙纵歌等丰富多样的形式，这又构成与汉文文学研究不同的鲜明特色。2012年，大连民族大学李晓峰主持“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展开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研究。

        与整个中华文学研究一样，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和研究的基础是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朱熹解读《论语》之所谓文献时说，“文，典籍也；献，贤也。”贤，就是贤者的议论，推而广之，民族文学史料文献不仅包括传统的书面典籍文献，还包括各民族历史悠久的口传史料文献，有汉语保存的民族文献，还有汉语之外的多民族语言文字文献，以及55个少数民族之外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个民族文学文献，这些文献不仅内容丰富，且类别各异，各有特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组织开展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收集整理，许多作品第一次被记录出版，彻底改变了过去认为中国无史诗的历史偏见。80年代，马学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共收入55个少数民族古今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作品六百余篇，成为首部少数民族文学总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史诗整理和研究不断深入。许多民族高校都有不少研究《格萨尔》的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西北民族大学等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不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也以三大史诗为研究对象。2019年，编辑整理数十年而完成的《格萨尔文库》汉文版和《格萨尔王全集》藏文版先后出版，成为少数民族史诗整理的标志性重大成果。此外，还有如苗族史诗《亚鲁王》、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以及《羌族释比经典》等整理本。云南民族大学李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傣、佤、景颇等云南跨境民族文学资源数据建设与研究”也属于相关基础性研究。

        近年来，古代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文献也引起了高度关注，西北民族大学多洛肯收集的《元明清少数民族汉语文创作诗文叙录》以及《元代哈萨克诸部族汉语作品搜集整理研究》等相关著作展示了丰硕的成果，内蒙古大学米彦青、西南民族大学徐希平分别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和《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集丛刊》等都说明此领域研究的潜力。

        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中还有不少属于文艺理论领域的，如鲁云涛等编《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概览》、彭书麟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等，为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新疆大学王佑夫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文库》收集资料更为丰富全面。

        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自1950年代开始编写《白族文学史》，陆续推进，到1980年代后取得可喜成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牵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简况）丛书》被列为“七五”和“八五”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按族别撰写文学史或简况，使55个少数民族文学第一次有了单独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极大地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述中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的大型专著。其后又有梁庭望、张公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李鸿然主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刘亚虎《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等综合性文学史。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则有意识地进行民族文学的专题概述，体现中华文学史的格局。

        与文学史编写密切相关的一项工作是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义问题。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共同发起，在四川成都召开首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连续召开十届后，汤晓青主编出版了《全球语境与本土话语——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十年精选集》，徐希平主编《民族国家与文学书写：民族语言与文学研究论文精选集》。与此讨论有关，四川大学徐新建2011年以《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为题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并顺利完成。

        随着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视，遍布全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研究机构和学会也陆续建立，全国性的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学分会、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等，还有研究断代史或著名作家作品的机构如辽金文学研讨会、格萨尔研讨会、元好问研究学会等，进行多种学术交流探讨，促进了研究的深化。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成就斐然，价值巨大，如朝戈金先生所言，拿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情况做进一步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主张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也有助于更好地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当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民族文学基本定义的争论，在作者身份和作品民族特征之外，汉族或其他作家所写民族题材如何认定，以及需要更新观念，扩大视野，运用多种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刘跃进先生颇具卓识，指出随着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需要适时提出“中华文学”等核心概念。“中华文学”是建立在大中华文学史观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学分会应运而生，其宗旨就是要搭建交流共同的桥梁，促进各研究领域的相互了解、借鉴和启迪，发掘和保护民族文学史料，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整个中华文学研究的深入贡献力量。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