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在美国大学里阅读开美国社会风气的《金赛性学报告》的同时,在中国有人正因为所谓的“淫秽行为”而丢掉性命

1979年夏天,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李银河,稀里糊涂地参加了一个新鲜的讲习班――美国匹兹堡大学的霍尔兹纳教授和聂尼瓦萨教授来北京讲授社会学。

“能参加那个班我也觉得奇怪,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挑选的人。”李银河记得当时参加讲习班的有20多人,大都二三十岁年纪,来自全国各地跟研究社会状况相关的单位。“同学里还有叶小文,现在的国家宗教局局长。”

讲习班设一家宾馆里。两个多月间,两位教授亲自讲授社会统计学、社会学概论、社会学方法等等,都是国外的社会学本科学生必修的基本课程。

一接触这个学科,学历史的李银河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内心十分欣喜。在此之前,她对社会学几乎毫无了解,“那时候国内连费孝通的书都没有一本,《江村经济》啊、《生育制度》啊,都在‘文革’中被批判了。”

“当时选择学社会学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关心中国社会的发展,感到国家经过一场浩劫,很多东西都需要有人重新去梳理。”她说。

多年后,这个夏季讲习班被称做中国社会学的“黄埔一期”,许多社会学者都出自于此。“现在我们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里很多人都是那时的同学。”李银河说。

而她本人,在参加完讲习班后又赴美留学,如今已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学者之一。这个温和、敦厚、安静的女人,常常在媒体上高呼很多人想说又不敢说的性观念、性权利,在每年“两会”上提出“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等相关提案,在每一次讲座、采访中坚定地说:“就好像共产主义理想一样,我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没有正常的性和不正常的性之分,所有的性都是自愿的、快乐的。”

因为美国人的一次讲座,因为出国留学,李银河改变了研究方向和人生轨迹。在她的观察下,中国人30年的性情之变异常急剧。“速度之快让人难以想象,最主要的表现应该是离婚率上升比较快,婚前性行为比例增加,婚外性行为比例增加。”

尽管每次言论都引起轩然大波,她已学会毫不在意。“其实从这类话题的被关注程度,已经可以看出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开放和宽容。”

“我可能知道什么是太监”

当时她还是个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阉人,受了很大的刺激

出生于1952年的北京,李银河经历了混乱时期里所有的运动和变化。

在内蒙河套地区的盐碱地垦荒屯田,又去山西农村插队,22岁,她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去山西大学,被分到历史系,在课后则自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王小波曾在文章《另一种文化》里记述过这个时期的一段轶事:

“大学三年级时,有一天,一位村里来的女同学在班里大声说道: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说完了这话,还作顾盼自雄之状。

班上别的同学都跟着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我老婆性子直,羞答答地说:啊呀,我可能是知道的,太监就是阉人嘛。人家又说:什么叫作阉人?她就说不出口,闹了个大红脸。当时她还是个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阉人,受了很大的刺激;好一阵子灰溜溜的,不敢见人也不敢说话。”

1977年大学毕业后,李银河被分配到《光明日报》史学组做编辑。就在她去的第二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下半年,李银河又被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做些政策研究、起草文件之类的工作。26岁的她与同事林春合写了一篇《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被全国各大报转载。这篇文章被誉为“打破了不允许谈论民主的禁区”。

“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社会问题”

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如果想在社会学学科上继续走下去,唯一的路就是出国

美国教授的讲习班让李银河对社会学兴趣浓烈。她设计了平生的第一份问卷,跑到单位附近的机关和街道散发,探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比如如何看待京剧。每个问题都是一个陈述句,然后是多重选择: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等等。

李银河曾在文章《我的心路历程》中回忆这段往事:“还记得那时的人们傻得可爱,有的人不会在多重选择中选‘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空在那里,却在每个问题旁认真地批道:‘这种观点太极端了’,‘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我拿着收回来的问卷,为他们对问卷调查的无知和认真劲感叹不已。”

当时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几乎为零。此前受苏联取消社会学的影响,有人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社会问题”,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社会学,以致社会学学科在1953年被完全取消。

直到改革开放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于1979年提出要恢复社会学,并请社会学家费孝通帮助重建。当年的讲习班正是在费孝通邀请和组织下开设的。

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李银河知道如果想在社会学学科上继续走下去,唯一的路就是出国。于是她联系了匹兹堡大学的教授,并在当年的入学申请中写道:“我想了解一般人对通常事物的看法是怎样的。”

“因为动乱中的社会非常怪异,人们的思维和逻辑都是混乱的,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疯人院。‘文革’期间广西还发生过吃人事件,正常的理智无处可寻。”李银河至今记得当时申请出国时的想法。

1982年,李银河赴匹兹堡大学就读,那时她正好30岁。

拿到了干这一行的许可证

在国外同性恋专题的著作汗牛充栋,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能占几个书架,但当时在中国几乎连一本社会学专著都没有

出国之后李银河才发现,原来在美国,搞社会学的好多人都被认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学者左右不讨好”。

更多的感触来源于两个社会的巨大差别。“有文化层面的差异,也有先进和落后的分别。”

留学期间,给李银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部关于美国色情刊物创办者的传记电影,片中主人公时而受追捧、时而被暗杀的曲折经历,反映出美国社会对色情刊物的观念转变历程。

“这个人最后因为涉嫌对女性实行暴力而被女权主义者送上法庭,但法庭判他胜诉,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规定,人人都有言论自由。”李银河说,“这个电影给我触动很大,因为同样的道理在中国怎么都讲不通。”

李银河后来翻阅宗卷时发现,当她在学校阅读开美国社会风气的《金赛性学报告》的同时,在中国有人正因为所谓的“淫秽行为”而丢掉性命。她的研究里曾摘录这样的案例:

被告人周X,男,59岁,日用化工厂车间看守员。1986年6月至1987年8月间,利用其看守某车间的便利条件,为何XX等四位妇女卖淫提供场所,并看门放哨。介绍嫖客达17人,从中非法牟利60元。检察院以容留妇女卖淫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周X判处死刑。

上世纪80年代,有4对中年知识分子定期换偶,其中一位服刑人供述:“我心想,这顶多就是不道德,还不至于蹲监狱。终于……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的八个中年男女都犯了不可饶恕的流氓罪,有五个人被判了刑,那个助理工程师被枪毙了,他的老婆被判了死缓,我因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两个社会在性观念上的差异让李银河大为震动,而专业研究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差距。 “比如在国外同性恋专题的著作汗牛充栋,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能占几个书架,但当时在中国几乎连一本社会学专著都没有。”

她同时观察到,“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方面,历史上中国反而比西方更开明。同性恋在古代欧洲是受到宗教压迫的,甚至会被判死刑,而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迫害同性恋的事情。这一点也是我在出国后有了比较才逐步认识到的。”

由于兴趣和国内的研究空白,李银河在读书期间就逐渐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婚姻、家庭、性。1988年博士毕业的时候,她的毕业论文题目即是:《当代中国城市的婚姻与家庭》。

“对我而言,出国最主要的是给了我干这一行的许可证,就像是拿到了门票一样。”李银河这样说。

给黑暗王国打开天窗

很多同性恋者就是因为看了李银河的书,才开始正确对待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他们私下里把李银河称作“妈妈”

1988年,李银河站在选择的关口,回国还是留在国外?她再三掂量,选择了前者。“我是要做社会学研究的,而我对美国社会不感兴趣。”

那一年恰好费孝通要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设立博士后站,于是李银河做了费孝通的弟子,成为全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的第一位博士后。

此时的她已经36岁。她憋足劲一口气搞了十项经验研究,两年内全部完成――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

“这些论文都是基本情况描述。比如在青春期恋爱调查里,究竟有这种情况的是成绩好的学生多还是差的学生多,都是什么阶层的人,大家对这个现象是什么看法。”李银河介绍道,“我记得那时初中生承认恋爱的比高中生多,这让我有点惊讶。”

“当时承认有婚外恋情形的有6.4%,有婚前性行为的有15%。”李银河说,这是1989年的数据。在近20年的时间内,这十个方面几乎都出现了惊人的变化。“前几年有强制婚前检查时广州计生系统做的调查显示,广州婚前性行为达86%。当然这主要是年轻人,如果把中老年人也放入调查样本,大概会有30%―40%。”

此后,李银河与王小波用同样的方法开始做男同性恋的研究。当时同性恋者很少有愿意浮出水面的,所以他们只找到很小的样本,做一些感情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基本描述。当时北京出版社已向他们预约书稿,看到实际稿件后却告知他们“太敏感,没法出”,最后这本书在1991年于香港出版,题为《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

“出版之后我们就不断接到电话和来信,有的求助,有的痛斥。”李银河说,那时也因此找到了更多同性恋者,将研究的样本增加到120人。1998年此书再版,内容增加近一倍。

1998年,李银河又出版学术专著:性学三部曲《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很多同性恋者就是因为看了李银河的书,才开始正确对待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他们私下里把李银河称作“妈妈”,说她是给这个黑暗王国打开天窗的人。

性革命正在静悄悄地发生

现在的人都相对晚婚,再像封建社会那样婚前保持童贞是不现实的

“不是我的研究推动社会变化,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发生在前,只是由我来加以描述,为他们辩护而已。”李银河说。

她记得80年代末曾跟北京市妇联做一个北京婚姻质量调查,那个时候不敢多问性的问题,只问了一个:“你认为女性有没有权利主动提出性要求”,结果她还接到被调查对象的来信,质问“这样的问题怎么也能提出来”。

而这些年来关于各种性行为、性观念的争议如此正常而频繁,网络上更是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讨论空间。“中国正在发生的静悄悄的性革命,它不像西方那样上街游行容易识别,但人们的行为、观念大变革的确发生了。”李银河说。

在同性恋问题上,改革开放后第一篇关于同性恋的学术文章见于1981年的《大众医学》,还是以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为内容;90年代中期,北京出现了同性恋酒吧;而2004年前后,就已有同性恋者在电视媒体出镜了。

“我听说最近广州成立了一个同性恋亲属组织,同性恋者的家人借以互相联络、互相帮助。这类组织在国外多极了,但以前在国内简直不能想象,因为中国同性恋者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家人无法坦然接受。”李银河说。

在她看来,这些变化的出现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工业化、现代化带来了精神层面的变化,“比如现在的人都相对晚婚,再像封建社会那样婚前保持童贞是不现实的”。

另一个则是外部因素带来的影响。李银河举例说,比如匈牙利如今有80%―90%都是单身人群,多为同居或者“分开居住”的固定伴侣关系,真正结婚的很少。“你了解到这样的情形必然会受到影响。”

李银河认为,如今国内外在婚姻、家庭、性观念方面的差异,“已经不是阶段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了”。比如中国人因为传统观念的关系,绝大多数人都还是要结婚的,与匈牙利的情形相比,不能说谁更先进谁更落后,只是文化差异而已。

“我们现在最欠缺的是法律层面的完善,有许多过时法律和语焉不详的条款有待解决。”李银河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社会正在慢慢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