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商帮道德精神看现代商会困局与文明重构

                        欧建雍

“商会”二字，本应是商业力量有序聚合、共谋发展的象征，是市场经济体系中连接个体与集体、企业与社会的重要纽带。然而，审视当下部分现代商会的生态，一种令人忧虑的异化现象正在滋生：其运作逻辑与实践效果，有时非但未能增益商业共同体与公共利益，反而在无形中损耗信任、加剧内耗、背离初衷，使“商会”在实质上沦为“伤会”（伤害会员间道义情谊，伤害行业整体利益，伤害其本应服务的经济社会健康肌体）。

这种异化，在“流于形式、个体利益至上、团结互助不足”等问题上表现得尤为刺目。要根治此疾，不能仅就制度谈制度，需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从孕育了中国传统商业文明的古代商帮（如晋商、徽商、浙东商帮等）所秉持的道德精神中汲取智慧，探索大国治理现代化场景下商会文明的重构路径。

古代商帮的道德精神遗产

古代商帮虽已逝入历史烟尘，但其在数百年兴衰沉浮中淬炼出的商业伦理与组织智慧，如同一面明镜，映照出现代商会某些精神内核的缺失。

一是“义利合一”的价值基石。传统商帮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将商业活动置于“义”的统摄之下。晋商“以义制利”，徽商“贾而好儒”，皆非将逐利视为唯一目的。他们恪守“诚信不欺”“买卖公平”的行规，将商业信誉视同生命；同时，通过修路架桥、兴办学堂、赈济灾荒等“义举”回馈乡梓，实现“利”与“义”、“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商业成功与道德声誉、社会责任紧密绑定，形成了持久的内在驱动力。

二是“乡土情怀”与集体主义纽带。商帮多以地缘、血缘为纽带，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紧密共同体。“老乡”“族人”的身份认同，超越了简单的利益计较。在内部，有严格的号规、业规和家族规范维持秩序，强调互助扶持，“相与”之间讲求信义，共渡难关；在外部，以会馆、公所为载体，凝聚力量，协调纠纷，抵御风险。这种基于深厚情感与文化认同的集体主义，赋予了组织强大的凝聚力与韧性。

三是“家国一体”的宏大格局。杰出商帮往往自觉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命运。明清晋商、徽商积极参与边饷筹措、漕粮运输、盐政改革等国家事务；近代粤商、闽商在实业救国浪潮中挺身而出。他们的商业活动，常怀有“裕国富民”“通商惠工”的抱负，展现出超越一己一姓之私利的家国情怀与社会担当。商业智慧与国家治理需要相结合，提升了其历史地位与文明贡献。

现代商会的三大“内伤”

对照古代商帮的精神遗产，部分现代商会存在的问题，其本质是商业文明在现代化转型中，工具理性膨胀而价值理性式微、个体原子化加剧而共同体意识消解的反映。

一是形式化之伤：仪式喧嚣与实质空转。不少商会活动热衷于举办论坛、庆典、联谊，场面宏大却内容空泛；组织架构齐全，但日常运作僵化，服务会员、促进行业发展的核心功能虚化。章程制度沦为纸面文章，民主协商流于表面，未能形成有效的议事决策与执行监督机制。这恰与古代商帮务实高效、规约严明的组织形态形成反差。形式化消耗了成员的时间与热情，使商会沦为“社交俱乐部”或“合影平台”，削弱了其作为治理主体的严肃性与效能。

二是个体利益固化之伤：私欲膨胀与公益缺失。在激烈市场竞争和资本逻辑影响下，部分商会内部“山头主义”“小圈子文化”盛行。资源分配、话语权争夺常被少数强势企业或人物垄断，商会沦为服务特定个体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会员间竞争多于合作，甚至利用商会平台进行不正当竞争。当商会领导职务异化为个人牟利或彰显身份的名片，当集体决策被私人利益绑架，古代商帮所珍视的“以众帮众”“公平议公”的集体精神便荡然无存，公共利益与行业整体利益成为牺牲品。

三是团结互助不足之伤：信任稀缺与合力涣散。缺乏深厚的地缘、血缘或价值认同基础，仅靠行业分类或行政要求组建的商会，内部信任资本往往先天不足。面对市场风险或会员困难时，“各扫门前雪”心态普遍，难以形成有效的风险共担、资源互助机制。相当部分的商会都是中小企业，甚至个体户的集合体，真正有实力有担当能力的企业未入其中，商会协调行业纠纷、制定行业标准、应对外部挑战（如贸易摩擦、技术壁垒）的能力薄弱，无法为会员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与庇护。这与古代商帮“同心合德”“缓急相济”的互助传统相去甚远，导致商会作为集体行动载体的功能严重弱化。

转型时代的商会的失序与迷失

 从传统熟人社会到现代法治社会的急速转型中，适应于前者的道德规范与信任机制（如乡谊、信誉）有所削弱，而适应后者的契约精神、法治文化与新型商业伦理尚未完全成熟、深入人心，商会正处于这一断层之中。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工具理性、短期功利主义盛行，冲击了“义利合一”的传统商业价值观。当利润最大化成为最高乃至唯一准则时，商会很容易被工具化。

加上部分商会自身治理结构不科学，缺乏专业化的运营团队、透明的财务制度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适应复杂现代经济的需求，也易滋生内部不公与低效。全球化、数字化带来的竞争空前激烈，企业生存压力增大，也可能加剧商会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利益导向。

大国治理下的商会文明创新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下，商会作为连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重要社会组织，其健康与否关乎经济生态与社会稳定。构建新时代的商会文明，需汲取历史智慧，直面现实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创新。

一是要进行“新义利观”的商会价值重塑。植入“新义利观”与共同体文化，倡导“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现代商业伦理：引导商会及其会员企业超越单纯逐利，将合规经营、公平竞争、环境保护、员工关怀、社会公益等纳入核心价值。商会可通过设立“责任企业”奖项、推广最佳实践、组织公益行动等方式，重塑商业的价值导向。

二是培育“事业共同体”意识。在传统地缘、血缘纽带弱化的背景下，着力构建基于共同行业前景、专业标准和长期发展利益的“事业共同体”文化。强化商会的行业服务属性，通过精准有效的服务（如专业培训、信息共享、法律咨询、融资对接）增强会员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三是创新法治化、专业化、民主化的运行机制。强化法治与规范：完善商会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确保章程的权威性。建立权责明确、制衡有效的理事会、监事会制度。推行会务公开、财务透明，保障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四是提升专业化水平和深化民主协商。引入职业化管理团队，提升商会战略规划、政策研究、资源整合、项目管理等专业能力。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提高服务效率与精准度。建立常态化的会员意见征集与反馈机制，重大事项实行民主决策。鼓励良性竞争下的合作，设立行业自律公约，公平调解内部纠纷，防止话语权垄断和利益输送。

   五是推动商会从“联谊平台”到“赋能平台”转型。聚焦行业发展痛点、难点，提供更有深度的服务。如组织共性技术研发、搭建供应链协同平台、开拓国内外市场、建立行业信用体系等，切实提升会员企业的竞争力。在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行业规划、标准法规时，商会应组织专业力量，进行前瞻性研究，提出高质量、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成为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倚靠。同时，探索建立行业性的互助基金、应急机制，帮助会员应对突发危机（如重大事故、系统性风险）。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等外部挑战时，整合行业力量，统一立场，有效维权强化风险共济功能。

六是融入国家治理与全球视野。首先，引导商会及其会员企业将自身发展主动融入区域协调发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双碳”目标等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国家战略在服务大局中实现自身价值升华。其次，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桥梁。让商会成为构建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的积极推动者，规范、透明地反映行业诉求，协助政府政策落地，同时督促会员企业守法经营。最后，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鼓励有条件的商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标准对接，组织企业抱团出海，维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展现负责任的商业形象，拓展国际交往。

“伤会”之弊，实为现代性进程中商业文明部分价值迷失与组织失能的缩影。古代商帮的道德精神，虽不可简单复制，但其蕴含的“重义守信、团结互助、家国兼济”的智慧光芒，依然能为今天商会文明的淬炼与重生提供宝贵启示。大国治理需要高质量的社会组织协同。唯有推动商会进行深刻的价值回归与治理革新，使其真正成为会员利益的忠实代表、行业进步的可靠引擎、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者以及政府治理的得力伙伴，方能彻底祛除“伤会”之痛，使“商会”回归其联结、赋能、向善的本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新时代商业共同体的文明篇章。别让商会变成“伤会”，这不仅是一个组织的自我救赎，更是塑造健康经济生态、提升社会资本、实现商业向善的时代命题。

（作者系广西社会道德文化研究会会长、广西高端智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