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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动人的情书是始于“真诚”终于“善良”

发布日期:2026-05-20 浏览量:2026 

 ——有感《给阿嬷的情书》的创作思想

文学,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是写作者致人间的一封情书。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如一封泛黄却滚烫的家书,在喧嚣的影坛静静铺展。它没有流量明星的加持,没有炫目特效的轰炸,仅凭一封封“侨批”背后的信义与善意,便击中了无数观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影片中,阿嬷守着半生等待,陌生人谢南枝以“陈木生”之名代笔写信、寄钱数十年,只为守住一个善意的谎言和一个家庭的希望。

这种始于真诚、终于善良的创作,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下的文学现场:当“炫技”取代了“真心”,当“扭曲”冒充了“深刻”,我们的文字是否还记得,最动人的情书,从来都是始于“真诚”,终于“善良”?

真诚与善良是文字的定海神针

‌《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能成为“爆款”,恰恰是因为它放弃了“爆款公式”。导演蓝鸿春深入潮汕乡村,找素人演员,讲真实故事,用“笨功夫”守住了“真匠心”。这种创作态度,在全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同样是一以贯之的。

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曾住在陕北的窑洞里,和农民同吃同劳,笔记堆得比人高。他笔下孙少平在工地放炮时冲出去救工友、孙少安辍学养家的细节,没有一处是凭空捏造的。路遥说:“作家的责任不是煽起民众对某个阶层的仇恨,而是要在不同的阶层之间,提出建立沟通和理解的桥梁。”正因始于对黄土地和农民的真诚,终于对底层善良与韧性的信仰,这本书才成了几代人的精神读本。

梁晓声的‌《人世间》亦是如此。他没有刻意展览人性的阴暗,而是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周秉昆把房子让给发小、蔡晓光为假恋人周蓉“背锅”的朴素善意。梁晓声说:“文学最根本的意义,是达成对社会发展、人性完善的支持与帮助。”这种支持,不是靠解构崇高、消费苦难换来的,而是靠坚守“善”的底线。

就连陈忠实的‌《白鹿原》,写“仁义白鹿村”,以白嘉轩、朱先生为两翼,也是在动荡中锚定了一种乡土中国的信义伦理。这些作品告诉我们:技巧可以学,结构可以仿,但“真诚”与“善良”是装不出来的。它们是文字的呼吸,是情书的灵魂。

“炫技”与“扭曲”遮蔽了文学的“真心”

反观我们身边的一些文学,近年来的创作现场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倾向——“炫技”与“扭曲”。

所谓“炫技”,即把形式凌驾于内容之上。有的作品堆砌隐喻、滥用意识流,句子长得要喘三口气,比喻奇崩到脱离生活,读起来像智力游戏,却摸不到人物的体温。有评论直指某位文学奖获奖者的作品“动不动献上烦人的排比句”“比喻多到让人抓狂”,叙事被修辞绑架,人物成了作者炫技的提线木偶。还有作家为追求“边地魔幻”,把广西写成满地巫蛊、人人通灵的猎奇标本,美其名曰“魔幻现实主义”,实则是对本土生活的扭曲与简化。还有某作家作品被指在呈现冷酷与荒诞时,对女性人物的处理过于夸张变形,几乎所有女性都轻易为钱出卖自己,女性沦为客体,缺乏主体性与权利表达。正如广西诗人老黄拍案而起:“我家对门王婆婆,天天跟她说壮语的空调吵架,吵了三年!我要写出来,你们准说‘夸张’!为啥?就因为你们只认马尔克斯,不信王莉莉!”

更成问题的是“扭曲”——为了显“深刻”,故意把人性往暗处写,把善良当“愚蠢”,把信义当“迂腐”。有的小说里,扶贫干部全是作秀的骗子,留守妇女必定出轨或变态,少数民族形象被丑化或戏说,历史被随意涂抹。曾有剧本因捏造民族“性习俗”、丑化壮族群众、戏弄民族英雄瓦氏夫人引发公愤。这种“扭曲”不是批判精神,而是对土地和人民的怠慢;不是文学探索,而是价值观的迷失。

当创作沉迷于“怎么写”而忘了“为什么写”“为谁而写”,当作家更在意评论家的“先锋”标签而非读者的眼泪,这封“情书”就已经成了“始于浮躁,终于空洞”的劣作。

 坚守善良与信义,是作家的良心

《给阿嬷的情书》里有一句台词:“做人要有情义。” 这四个字,也应该刻在每一个写作者的案头。《给阿嬷的情书》结尾,两位白发老人相见,没有抱头痛哭,只说:“给你寄的咸猪肉收到了吗?”“收到了,好吃。”“好吃我就再给你寄。” 最深的情义,往往最朴素;最动人的情书,往往最干净。

坚守善良,意味着你笔下可以写愚昧,但不能以此为荣;可以写黑暗,但不能迷恋黑暗;可以写复杂的人性,但不能丢掉对“善”的信仰。广西作家翔虹写《表娘留守记》,不消费留守妇女的苦难,而是写出她们咬牙撑家的仁爱;凡一平的“上岭村”里,顶牛爷的固执里藏着乡土的尊严。这些都是“善”的书写——不是粉饰,而是相信。

坚守信义,意味着对土地守信、对读者守信、对心中的道义守信。你写的,是你信的;你颂的,是你敬的。韦晓明《空谷之上》写失意干部回乡造福,黄佩华写壮族人的土地情怀,脱贫攻坚题材作品写黄文秀式的担当——它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作者敢拍胸脯说:这源于我的观察,源于我的良心。

文学当然要批判,要解剖,要直面痛感。但批判的终点,应是建设;解剖的刀刃,应指向病灶而非生命本身。如刘醒龙所言:“记录这个世界的种种罪恶不是文学的使命,文学的使命是罪恶发生时,人所展现的良心、良知、大善和大爱。”这,才是“信义”二字在创作中的真义。所有值得流传的文字,本质上都是一封写给人间真情的信。而这封信,始于真诚,终于善良;有信有义,才动人心。

愿每位创作者都放下炫技的架子,撕掉扭曲的滤镜,蹲下来,诚实地看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们不完美,但他们善良;他们不喧哗,但他们守信。(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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