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概括当前世界的形势，指出：“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1]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巨大，人类必须深入思考“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带来的各种问题与挑战，积极寻求推动时代赓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对此，我们应从伦理道德视角加以反思，进而为回应时代难题提供伦理关切。综观当今社会的道德状况，可以看出整体态势是积极向好的，公民道德素质保持着稳定提高的趋势。但在大变局时代，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也使得社会道德建设面临一定的现实困境，尤其是个体权利意识的凸显，给社会伦理秩序的构建带来切实的挑战。因此，在理性把握社会道德状况的前提下，必须深入探寻大变局下道德困境的深层原因与破解之道，以便为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大变局时代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因素，使社会道德建设面临一系列的挑战，社会道德状况是否会因此走向“滑坡”，是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对此，可以站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对社会道德状况进行理性的分析，从而得出科学且客观的评价。 

（一）运用历史眼光看待道德发展态势 

“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实际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伦理道德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不是绝对孤立存在的，必须与同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并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与时俱进，做出调整，进而为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由此可见，道德的发展进步具有历史必然性，即便每个时期都会产生有违社会伦理秩序的道德问题，但从整体上看，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带来伦理道德观念或早或迟的更新与进步。因此，必须运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否则将会陷入形而上学的僵化境遇，使道德演变成墨守成规的教条。 

纵观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到市场等诸多转变，新的道德规范体系也适应社会变革逐渐得以建构。它一方面帮助人们树立起应对复杂社会关系需要具备的正确道德认知，进而指导公民道德实践的养成；另一方面从客观实际出发，确立起适应时代发展的道德理念，为匡正社会道德失范问题提供了思想方案。故而在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的保驾护航下，中国社会道德状况也将呈现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变化，人们更加向往“美好生活”。而“美好生活”的实现不仅要以充足的物质财富为支撑，还需要良好的精神文明作保障，这也对公民道德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如今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冠疫情、逆全球化、地缘政治恶化等不确定性问题的冲击，如何理性地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是值得深思的伦理学问题。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发展进步的状态，而公民道德素质及社会道德水平也在随之逐渐提升，现代社会道德观念如公平竞争意识、志愿服务意识、公益慈善意识等日益深入人心，为“美好生活”由“应然”走向“实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3] 

（二）站在现实视角把握社会道德状况 

2019年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民道德建设的客观实际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道德领域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立足现实也不难发现，近些年我国公民道德素质一直保持稳定上升的趋势，即便面对疫情这一不确定性问题的冲击，社会道德状况也并没有出现所谓“滑坡”严重的现象。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人民群众的学习、生活、工作造成了诸多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广大人民群众始终坚守社会伦理秩序优先的道德原则，秉承顾全大局、勇于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主动放弃个体的部分道德自由权利，这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在重大风险面前仍具有高度的自律性与责任感。 

此外，为有效应对大变局下随时可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近些年志愿服务队伍纷纷涌现，成为防范重大风险、夯实社会治理的有生力量。青年一代在其中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他们积极奔赴应急前线，“舍小我为大我”，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向全社会传递着正向的主流价值思想，激励人们更加关注公共事务，培育承载责任担当的“公共精神”。与此同时，在志愿服务中，青年群体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机统一起来，不仅锤炼出顽强的道德意志，而且为整个社会营造出积极向善的道德氛围。概而言之，伴随着志愿服务实践的深入开展，公民的志愿服务意识显著增强，这充分体现了公民的道德素质也在不断提升，彰显出社会道德状况在大变局下依旧呈现积极健康的发展态势。社会主流价值思想也正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并逐渐形成道德自觉，指引人们的现实行动。 

道德的发展进步符合人类文明演变的总趋势，但在如今这个开放、多元、智能、快速变迁的大变局时代，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道德增进的速度呈现出放缓的趋势。具体而言，可以从主体意识凸显、“陌生人社会”加剧、多元文化涌入这三个方面深入透析社会道德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揭示增速放缓背后的缘由。 

（一）主体意识凸显引发伦理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个体从固有的计划模式中解放出来，道德观念发生了阶段性的质变。“人们不再依靠权威而开始进行自主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判断”[4]，个体的自我意识被唤醒，开始追逐自由独立和自我利益。直到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脚步仍没有停歇。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之而来的自由平等、义利兼顾等主体价值追求进一步得到强化。但主体意识倘若过分凸显，过度强调个体自由权利、追逐自我利益，势必会与社会伦理秩序产生冲突。尤其是在大变局时代，随着各种不确定性加剧，某些个体会倾向于把自我权益放在首位，忽视社会伦理秩序，进而引发个体与社会之间伦理关系的紧张。具体而言，社会伦理秩序关注的是群体的共同利益，旨在培育公共精神，形成价值共识，保障共同体的和谐稳定。而主体意识聚焦自身的需求与权利，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旨归。但需要强调的是，主体追逐自我权益和自由的前提是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倘若突破了一定的界限，过度凸显主体意识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是陷入“个人主义”，诱发个体间的利益矛盾，造成社会关系紧张，进而消解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如后疫情时代，经济下行压力不仅使国家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样也给人民的生活、工作带来种种不安。为了从不确定性的恐慌中重拾确定性的安宁，满足被疫情压抑的物欲需求，很多人奔赴“内卷”行列，社会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在争夺有限资源的过程中，个体之间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而私欲的膨胀会导致某些个体选择无视社会规则，甚至“走捷径”，这种突破公平竞争界限的自私行径必然会对他人乃至社会利益造成损害，进而影响社会公共精神的建构。 

（二）“陌生人社会”加剧诱发道德冷漠 

伴随着现代化转型，我国逐渐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人际交往的流动性增强，范围也逐渐拓展。时至今日，“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社会关系，陌生成为社会的常态，陌生人社会得以形成”[5]。而大变局下各种不确定性的存在，特别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加剧了“陌生人社会”的建构与发展。究其缘由，从客观上来讲，由于病毒具有较强的传染性，所以疫情防控要求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甚至周围出现感染病例之后，就必须实施隔离。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隔绝了病毒传染，而且拉开了人际交往的距离，甚至熟人之间也鲜少来往，缺乏密切的情感互动，彼此间变得愈发陌生；而从主观上来看，面对突发性事件，尤其是人身安全这一底层需求难以保障时，人会变得愈发紧张、焦虑甚至恐慌，行为选择更多从自身的生命健康出发，表现出对他人的不信任，从而加速“陌生人社会”的进程。而这种陌生的社会境遇极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疏离，进而诱发一系列的道德冷漠现象。“作为感情的动物，人们对待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注定不同于对待素不相识的陌生人”[6]，尤其是在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有些人只关注自身的健康权益，缺乏对陌生人的基本道德关怀，秉持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道德心理，对处于困境的陌生人采取“回避式”甚至“排挤式”的行为。这种“看客式”的道德冷漠折射出个体自私自利的心理，倘若不加以矫正，势必会影响公共精神的培育以及社会道德建设的进程。 

（三）多元文化涌入冲击主流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目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使社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即便是在如此局面下，也会伴随着确定性的一面，即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仍会越开越大，这意味着多元文化也会持续涌入中国，而其中某些错误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现代犬儒主义等，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具体而言，首先，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主流价值思想深入人心，目前全社会都在推行“四史”学习教育。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就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歪曲中国近现代革命、建设的历史，甚至还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捏造、篡改史料，中伤、诋毁英雄，诱导社会舆论对革命历史做出错误的价值评判，进而解构历史背后的道德价值，动摇个体社会主义理想信仰的培育与生成。其次，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躺平”“佛系”“精致的利己主义”等文化新样态背后蕴藏着现代犬儒主义的种种病症。伴随着现代化转型产生的现代犬儒主义，以“怀疑心态”对待社会的主流价值和道德思想，甚至否认道德存在的价值，企图实现“去道德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威胁社会伦理安全的建构，在他们的思维逻辑中，善恶、对错没有严格的划分标准，万事只讲利弊即可。所以现代犬儒主义蔑视一切社会道德规范，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于实践中甚至可以做到“知善而不行善”。他们秉持着玩世不恭、随心所欲的态度，对一切伦理道德原则无所敬畏，向往不受任何规范约束的绝对自由。长此以往，现代犬儒主义便会对罪恶妥协，抛弃对他人乃至社会应负有的责任，更有甚者会突破道德底线，严重影响社会伦理安全，冲击社会道德建设的根基。 

在大变局时代，因为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和焦虑，主体会倾向于把自我权益放在首位，由此极易引发个体与社会之间伦理关系的紧张，产生伦理冲突、道德冷漠等一系列问题。显然，平衡好主体权利意识与社会伦理秩序之间的关系，是解决道德发展困境、确保社会秩序和谐的关键所在，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加以平衡，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一）把握底线思维，坚持理性自律 

在大变局时代，由于社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个体难以独自应对，这就要求必须从整体利益出发，坚持伦理秩序优先的原则，采取有序、统一的社会行动去应对各种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个体权利的忽视，个体有追求权利的自由，但必须将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摆在首位，坚持底线思维，把握好行使权利的尺度，否则会造成主体权利意识和社会伦理秩序的严重失衡。这里的尺度具体是指“个体的道德权利不能凌驾于‘有序’、‘和谐’和‘公正’之上”[8]，即不能破坏社会公认的伦理秩序要求；学会尊重差异性，不可侵损他人的权利；站在公正的立场，平衡好不同主体的权益需求。当然，做到这一点对个体来说确实有一定难度，关键需要个体强化道德的理性自律，发自内心地认同社会伦理规范，才能进一步转化为行为自觉，保障社会伦理秩序的稳定。那么，如何强化理性自律呢？首先，激发道德需要是促进理性自律的内生动力。“真正自律的道德是人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行为。”[9]个体会跟随自己的内心，在向善需求的驱使下，自愿地实施道德行为，在实践中提升道德水平，进而有意识地承担对社会的道德责任。但需要强调的是，道德需求的产生有时需要借助实际的情境予以刺激。当个体陷入具体的道德情境时，会更加切实地感受到社会和谐、有序、公正的重要性，进而实施自愿的道德行为。因此，深入道德实践，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锤炼心性、磨炼意志，亦是激发理性自律不可或缺的外在力量。为了巩固道德成果，个体从具体情境中抽离之后，也需要学会自我内省，在潜意识里对自己的品行进行道德审查和评判，在纠正缺点的同时，强化自身的优势，在自省中养成美好德性，这是促进理性自律的精神旨归。 

（二）发挥共情效能，激发伦理关怀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指出：“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的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属于这一类的原理，是怜悯或同情。”[10]因此，在由不确定性所加剧的“陌生人社会”中，无论个体如何冷漠，仍可能葆有同情之心，而利用这份同情引导个体换位思考、共情他人，对于激发个体的道德情感与伦理关怀，进而缓和主体权利意识与社会伦理秩序之间的冲突，有着重要意义。在此，从共情的角度来看，共情的关键是个体主动聆听他人的想法，进而理解他人的感受，学会关怀他人。这意味着首先要对个体进行必要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防止个体陷入个人主义的误区。其中需要强调的是，人在自然界面前是脆弱而又渺小的存在，周围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难免会陷入苦难与困境，有时仅凭自己很难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面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必须举全国之力，依靠社会共同体的力量才能应对危机带来的挑战。倘若个体过分强调自我利益、追求绝对自由，势必会影响整个大局，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的危害。因此，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个体，只要还生存于群体之中，就需要与他人、社会建立一定的“现实伦理联系”，明晰自身存在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样不仅于个体生存发展有益，而且能够保障共同体的和谐安宁。此外，为了使个体对社会伦理秩序产生共鸣，需要激发个体的道德情感，在全社会持续推行耻感教育，唤醒个体的羞耻心，刺激他们意识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道德事件，选择逃避、漠不关心甚至践踏秩序均为可耻之举，在自身的能力范围内施以援手，不仅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益，也能相对减少道德冷漠现象的发生。 

（三）强调公平正义，助力社会本位 

“只有当伦理秩序不是出于某些特殊群体的利益要求，而是服务于尽可能广大的社会的公共利益时，伦理秩序才是合理的”[11]，这意味着社会伦理秩序必须摒弃“特权”理念，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由此个体才会尊重并认可它的合理性，消解彼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大变局时代，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强使得社会伦理秩序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要求个体站在社会整体的视角，维护好集体、国家的利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放弃部分权利。为了确保个体对社会秩序的配合，强调“公平正义”更是十分必要。具体而言，首先，赋予社会伦理秩序以“公平”的原则，即“不偏不倚”。无论个体在社会中充当何种角色，都应站在“同一尺度”，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不同个体的需求。尤其是面对社会的动荡变革，绝大多数群众从大局出发，严守规则，而某些“特权人士”的出现不仅会破坏公共秩序，也易引发其他个体对社会规则的质疑。因此，必须警惕“特权思维”，这是避免伦理冲突的关键。其次，为社会伦理秩序冠以“正义”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是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其中，“平等自由”和“机会平等”均包含着“没有偏私”，个体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而“差别原则”是指“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2]，这意味着在坚持公平原则的前提下，还需尊重差异性，充分考虑并倾向于“最少受惠者”的权益，才能更好地保障正义性的实现。在大变局时代，社会伦理秩序的构建需要贯彻这种“公平正义”的思想，一方面，社会伦理秩序必须保障个体的基本权利不受损害；另一方面，社会伦理秩序也需要兼顾差异性，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考虑弱势群体的权益，比如，在面对重大灾难风险时，一些弱势群体尤其是身体有残缺的人士，由于其生命更为脆弱，秉持生命至上的原则必须予以优先救治，这才是社会正义的体现。 

凡事均有两面性，必须理性看待当前社会的现实道德状况，在肯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要意识到问题困境的存在。特别是在当前这一发展变革的大变局时代，某些个体由于缺乏大局意识，倾向于将自我利益凌驾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由此引发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冲突，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陌生人社会”发展进程的加速，使得道德冷漠现象时有发生。加之多元文化的持续影响，其中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取向对主流价值的构建形成冲击。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就在于，主体过分凸显自我权利，忽视了社会伦理秩序在动荡变革期该有的地位优先性。为此，需要将破解困境的重点放在个体层面，通过强化理性自律，使个体将社会伦理规范内化于心，形成价值共识；培育共情能力，激发个体对他人乃至社会的伦理关怀。此外，社会也需要积极营造公平正义的环境氛围，切实维护个体的正当利益。协调好个体权利意识与社会伦理秩序的关系，是大变局时代保障社会和谐、有序的关键所在，个体和社会必须形成合力，推动个体对社会伦理秩序形成理解与认同，消解彼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70. 

[3]孙春晨.理性认识公民道德教育面临的社会道德状况[J].中国德育,2022(14):42-47. 

[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发展（下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789. 

[5]龚长宇.陌生人社会价值基础与社会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29. 

[6]程立涛.陌生人社会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64.

【作者：焦敏，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德育》